2007年8月13日

Marshall Sahlins, “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 the Trans-Pacific Sector of the World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4(1988): 1-51

Sahlins此篇論文,正是討論「結構轉型/結構再生產」與「結構制約/個人行動」如何交互作用的一篇好文章。作者針對在「中國貿易線」內進行交易的幾種商品,考察這些商品貿易移動過程背後所反映的不同象徵意義。作者觀察清代中國商人、Hawaii酋長以及美洲的Kwakiutl印第安部落如何逐步地受到歐洲資本主義的影響,看看這些不同地區在被捲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究竟是以何種方式做出回應?

至少在十八世紀前後,上述這些亞洲與美洲地區都已被加速捲入世界體系中,從而受到近代歐洲人帶來那種不斷追求滿足個人物質需求欲望的資本主義「宇宙觀」的衝擊,然而,作者強調的是:由於各地區民眾本來即具有各自不同的「宇宙觀」,在他們各自捲入世界體系的過程裏,其實都並非是被歐洲資本主義的「宇宙觀」所直接同化,而卻是在各自不同文化結構下而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展開互動,從而呈顯出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變遷。

透過對1793(乾隆58)年Macartney英國使華團到中國洽商兩國貿易關係而引發種種問題這椿歷史事件的描繪,Sahlins呈顯出英國使華團成員與中國皇帝因為各自「宇宙觀」不同而衍生出的對「貿易」行為的不同看法,反映出同樣從屬世界體系貿易網絡、但卻各擁不同地區性文化差異的存在。[1]英國使華團固然是為洽商貿易問題來到中國,但其實際則是希望扭轉與中國貿易每年大量入超而損失白銀「國富」的不利局面,希望藉著彰顯英國當時優越的商品生產技術,以打開英國商品在中國的市場。但是,儘管中國民間商人每年透過外銷絲綢、棉布和茶葉為中國賺入大量白銀外匯,中國的皇帝和官員卻是以「朝貢、慕化」來理解英國使華團來到中國這件歷史事件的意義,所以,清朝皇帝才對英國國王說:中國不需要歐洲的貨品。然而,有趣的是,儘管清朝皇帝公開宣稱並不羨慕西方各種「奇器淫巧」,但卻在圓明園的西北區興建許多華麗的歐洲建築物。

為什麼清朝皇帝以「朝貢」而非「貿易」來看待英國使華團?為什麼清朝皇帝公開說不羨慕西方貨品但自身卻又下令在圓明園興建華麗的歐洲建築物?這便和中國的「宇宙觀」有密切關係,其中特別是「五服」的觀念,正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五服」觀念影響下,宇宙間的政治文化秩序被畫分為一組好似區別為六塊區位的同心圓,中心區位即是中國皇帝所統治教化的「中國」(或稱「帝都」),由內而外,則依序被分為「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等五個區位,分別代表著受「中國」文化馴服程度不同的政治文化秩序。理論上說,中國不僅統轄宇宙間的所有政治秩序,也負責教化宇宙間的所有文化秩序。所以,當英國使華團來到中國,在既有的「五服」宇宙觀支配下,中國皇帝當然視英國使華團為「五服」區位人民向中國「朝貢、慕化」的表現;而在圓明園興建歐洲建築物,則可被理解為「帝都」與「五服」政治文化秩共存於中國皇帝統治管轄與教化影響的具體而微的反映。

在作者看來,「帝都」和「五服」區位的分割方式,也會隨中國國勢盛衰而變遷,並非固定不變。盛世時,中國便會擴大「帝都」所直接管轄的範圍,也較傾向於同「五服」所屬地區人民進行貿易和文化交往(如八世紀的盛唐和十四世紀的明成祖時期);但在國勢較弱時,則會縮小和「五服」地區的貿易與文化交往意願,甚至容易出現排外情緒。作者認為,Macartney英國使華團到中國時,中國已進入一個傾向排外的時期,不願和外國地區貿易和文化交流,這正是清朝皇帝拒絕和英國使華團交涉貿易問題的重要原因。而對英國使華團來說,他們的「宇宙觀」則可謂是一種被資本主義生產邏輯支配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這和中國的「五服」式宇宙觀,本即互不調合。表面上看,1793年英國使華團來到中國,引發了「跪拜、叩頭」與「敕令、國書」等禮儀之爭;但由文化結構來看,這其實是一種含攝著不同宇宙觀相互衝突的文化現象。

Sahlins將分析帶到了更大的「汎太平洋」商品交易現象上。歐洲和美國商人為了扭轉與中國貿易的白銀損失,都在極積尋找各種打開中國市場的商品。在Hawaiian人居住的島嶼上,歐洲人找到了種植檀香木的商品生產方式,可用以擴大對中國市場的貿易輸出。然而,Hawaiian貴族對歐洲商品的反應與中國皇帝不同,他們不僅提供歐美商人大批土地來種植檀香木,而且,他們對歐洲商品的消費狂熱,在當時也令許多西方人驚訝,這些Hawaiian貴族很快即接納了歐洲商品,並藉以增添他們向族人炫耀財富以提高並維持自身統治地位的諸種手段。另外,儘管北美洲的Kwakiutl人在十九世紀中期也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網絡中,歐美商人將其出產的毛毯送入了世界體系,不過,與Hawaiian貴族屯聚累積歐洲商品卻並不與族人分享的作法不同,Kwakiutl人將那些在資本主義經濟下所生產出來的毛毯,慷慨地做為饋贈一般族人的禮物。在Sahlins看來,之所以形成這些不同的文化與歷史現象,其實都和Hawaiian貴族與Kwakiutl人各自具有不同的宇宙觀密切相關。

總結來看,Sahlins藉助十八至廿世紀初期發生在汎太平洋幾個地區對歐洲商品的不同反應為線索,分析不同地區各自「宇宙觀」和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接觸後的變化,指出世界體系的發展絕非是一種由歐洲文化單向影響的文化歷史現象,從而提出一個在歷史時間過程中分析世界體系「結構」與地區性文化「意義」之間互動演變的「結合的結構」(structure of the conjucture)。這和Ohnuki-Tierney所提出的研究策略,正可相互呼應,對我們探究「物質」與「文化」之間的複雜互動,應也能有不少啟發。


[1]近年來引發大陸與香港史學界熱烈論爭的《懷柔遠人》,也係主要針對Macartney使華團事件而做的重新解釋,作者James L. Hevia就學芝加哥大學期間,也受Sahlins此文影響,並有若干回應,可見該書的討論: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 ; London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按:該書已有中譯: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鄧常春譯,劉明校,《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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