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案头读物

我的案头读物

蕭高彥：「史华兹的论述，预设了当时（1964）西方自由主义者所普遍接受的观点，特别是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理论区别。在冷战的时代氛围中，主张只有“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才是自由真谛，而追求自主的积极自由往往成为扼杀自由的理据。这个冷战自由主义的史观，导致对于西方启蒙至十九世纪思想史的诠释有所偏颇，当然也无法同情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努力。换言之，史华兹的作品，作为一个经典诠释，恰恰是需要被超越的理论观点。不过，超越并非扬弃，更不是将之丢进字纸篓便可：唯有通过重新深入地、历史地理解西方的启蒙思想，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转译，这个“超越”的学术志业方有可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