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型歷史」如何可能？讀《將歐洲省級化》札記

右圖為《將歐洲省級化：後殖民思想與歷史差異性》英文版書影，取材自亞馬遜書店。作者恰克拉巴帝（Dipesh Chakrabarty）的相關訊息，也可參見其任教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的個人網頁

探究「第三型歷史」（History 3）的可能性：讀Dipesh Chakrabarty之《將歐洲省級化：後殖民思想與歷史差異性》（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邱澎生（2006/08/08修改稿）

本書作者恰克拉巴帝（Dipesh Chakrabarty）將印度學界長年來所做的「底層民眾研究」（subaltern studies）成果，與「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ies）兩相辯證，用以批判「現代性」（modernity）、「當代歷史意識」以及「歷史寫作技藝」的內含與局限。作者拈出「將歐洲省級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一詞，做為概括全書主要論證方式的泛稱。所謂的「將歐洲省級化」，也即是一個試圖結合以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分別代表兩類哲學思潮的寫作計劃（頁18），作者以南亞（印度）政治近代化的歷程為例證，強調這段歷史過程既無法以Marx所提諸如「資本（capital）與民族主義（ nationalism）等分析概念」做有效的描述，也不能任受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態影響而感嘆地斷定南亞資本主義社會與民主進程受到殖民主義侵擾而中挫（頁15）。作者借用海德格（Heidegger）的相關概念，提倡一種能夠呈顯「非常獨特的當下存有的（being-in-the-world）」歷史書寫（頁255）。

作者宣揚的是一種所謂的「第三型歷史」，從而有別於「第一型」與「第二型」的兩種不同歷史意識與歷史書寫方式。「第一型歷史」（History 1）大致指的是那些相信人類歷史具有識如工業化、民主化等共通的發展方向，都是要由「落後」往「進步」演進，只是發生時間或早或遲有所不同而已，諸如歐洲、美國歷史「進步」較快，十九世紀即已大致完成工業化與民主化，而印度、中國、非洲等地區的歷史則至少在十九世紀末甚或是是至今仍處於一種「落後」階段；「現代化理論」即是最典型的「第一型歷史」。至於「第二型歷史」（History 2）則強調人類歷史各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無法相互比較，「後現代」史學觀念或是「後殖民」思想便是典型的「第二型歷史」。

本書的主要寫作目的，即是要探究「第三型歷史」的可能性；作者以近代印度的經濟、政治與文化變遷為實例，並引入印度史家對「底層民眾」所做的長期研究成果，試圖超越上述「第一型」與「第二型」等兩類不同的既有歷史寫作與歷史意識。作者既不拒斥歷史發展的某些共通性，但也並不抹殺各地的「歷史差異」。出入於兩型歷史之間，作者強調了「翻譯/轉型」（translation / transition）的重要性，這大致即是作者倡議的某種「第三型歷史」。

恰克拉巴帝（Chakrabarty）意欲融通「歷史共同性」與「歷史差異性」的提法，似乎也可再用著名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的話做個呼應：「我們現在面對自我定位的時候，既不可將他人遠遠推向相對的極端，亦不可將其拉進而有如我們自身的摹本，而是要將我們自己置身於他人中間」(吉爾茲，《地方性知識》，王海龍、張家瑄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245)。如何與歐洲史重新再做比較？如何與「全球史」（golbal history）進行「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互惠式比較」（reciprocal comparison）？下一步的中國史或台灣史研究到底要往處去？這確實是個既有趣而又饒富意義的課題。